《皇明法传录嘉隆纪》陆炳相关汇总。
这本只记载大事，所以八卦很少。因为是令人头秃的pdf，我只找了几个关键时间点看，所以可能不全。
有价值的信息如下：
1.行宫失火救驾那段多了一个“帝遑遽莫知所避”的描写，更生动了QAQ
2.增加了仇鸾案的细节。
“会鸾厮□时义及侯荣、姚江皆冒功，授锦衣指挥等官，知鸾死，事必败。而相嵩与陆炳亦素忌鸾，乃诒（诒：欺骗）时羲等曰：‘汝祸在旦夕，为若计，无如遁虏可免。’羲等信之，遂奔出居庸关、□华城诸处，欲叛降虏，为关吏及逻者所获。陆炳疏闻，下诏狱鞫之。炳乃尽发鸾前后通虏纳贿诸乱政状。上大怒，令诸司会勘。于是，法司奏其谋反律当追戮。”
“自捣巢无功，圣心已疑，□然言无不从，亦驾驭之，冀一报效耳。使少延旦夕之命，必生赴西市。噫，鸾不足贷也！国家养士二百年，一旦有急，竟使奸贪任事，于仓皇之际，则□国者亦不得□其贵也。”
附仇鸾案讨论。
《明世宗实录》相关段落如下：
“大学士徐阶因密鸾通倭误国状。上览之大惊，命掌锦衣卫事都督陆炳密访。炳素恶鸾，常使人微伺鸾动静，及其左右用事者，铢两之奸悉知之。鸾且死前一日，炳欲发其事，恐按验无实，乃阴令人訹鸾家丁时义、侯荣，令亟逃虏中避祸，不然且擒。义等信之。各逃至中途，炳遣人遮缚之。乃悉发鸾初镇大同与虏私通要约虏货币诸物，虏亦遗鸾箭纛，持此为他日不犯大同信契。义等各承遣往来，今惧事发，逃入虏中，欲勾引入犯状。且以上闻。……鸾少读书，能文，颇有勇略。然贪戾险狼，累镇两广甘肃，所至輙与督抚大吏相讦奏。既攻杀曾铣，起典重镇，会更戍虏骑薄京城，西方援兵无至者，鸾一军独来，故上甚壮之。鸾又多大言云能出塞驱虏，上以是愈益受信，特拜为大将军，领中外诸军事，龙任于群臣无比。久之，其说皆不售。尝一出军大同，靡有所获而还；又驭军无纪，纵所调兵侵暴京师君民。人心汹汹，流言日闻。上始厌恶之，稍稍裁抑。而鸾不为悛改，益肆贪纵欲，及于祸，所谓‘宠臣不忠’、‘小人之乘君子之器’者欤。乃法司当之以谋反，则非其实矣。”
从最后一句可以看出，仇鸾当时的罪名不仅有“通敌”，还有“谋反”。通敌应为真，谋反为假。
根据史料，我们可以还原出仇鸾一案的始末。
根据徐阶在陆炳墓志铭中的记载：“时逆鸾兼总京边兵，又多畜死士，将谋不轨。公请于上建射所，选官校分番习射以阴制之。鸾果惮，不敢辄发。”这里，其实皇帝并不知道他建射所的目的是阴制仇鸾的，因为《皇明大事记》记载“未敢闻上，第厚为备于射所”，说明皇帝还不知道“谋反”一事。
嘉靖三十一年，仇鸾生了背疽，不能出兵应战。接着，在兵部尚书赵锦请缨下，皇帝命赵锦取代仇鸾出战，并收走了仇鸾的兵符，紧接着仇鸾就“忧愤而死”。
仇鸾死后，徐阶公布了仇鸾的罪行，皇帝则命陆炳调查。陆炳顺水推舟，呈上早就收集好的证据。于是三法司得以快刀斩乱麻，迅速控制处理了乱党，没有引起任何动荡。
其中的政治智慧可见一斑。
然而，故事的导火索，“仇鸾谋反”一事本来就是诬告。“诬告”的动机有两种：一种类似于诬告严世蕃谋反一事，是采用非常规手段为民除害；第二种是因私怨计除政敌。对于涉事三人来说，这两种动机兼而有之。
朱国桢在《皇明大事记·陆炳传》中披露了仇鸾案审讯中的细节：“收其孥下狱拷讯。陈刑具，问反状。妻故素指识认中表者呼曰：‘夫君有谋，惟公知之，何问我为？’众皆失色。炳恚甚，加刑。”这段与王大臣案多么相似啊！
此外，仇鸾“通敌”+“谋逆”的罪名与严世蕃非常相近。同样地，实录称严世蕃并未谋逆，但并未说清他是否真的通敌。
附严世蕃谋逆案参考：
（四十三年十一月庚子朔）
辛丑，南道御史林润奏：“臣巡视上江备访，江洋盗贼多入逃军罗龙文严世蕃之家。龙大卜筑深山中，乘轩衣蟒，有负险不臣之志。而世蕃自罪谪之后愈肆，□□儿顽，日夜与龙文诽谤时政，动摇人心。近者假治第而聚众至四千余人，道路讻讻，咸谓变且不测。乞早正刑章，以绝祸。”本入，诏以世蕃、龙文即付润逮捕至京问。
（嘉靖四十四年三月戊戌朔）
辛酉，御史林润逮严世蕃、罗龙文至京。仍列世蕃居卿奢僣、淫虐诸不法状甚，具诏下法司讯状。刑部尚书黄光昇等乃总挈润前后奏词，成狱谳（审定，判案）之言：“……乃怏怏怀怨，望安居分宜。足迹不一至戍所，龙文亦自浔州卫逃归，相与谩言诅咒、构煽狂谋，招集四方亡命奸盗，及一切妖言幻术、天文左道之徒至四千余人，以治宅为名，阴延谙晓兵法之人，训习操练，厚结剌客十余人，专令报仇杀人、慑制众口。至于畜餋奸人细作，无虑百数，出入京城、往来道路、络绎不绝。龙文亦招集王直通倭余党五百余人，谋与世蕃外投日本。其先所发遣世蕃班头牛信，亦自山海卫，弃五北走，拟诱致北虏，南北向应。世蕃子诏庭，以带俸锦衣在京窝隐，前项刺客细作，朝夕词伺其父。严嵩溺爱蔑法，留世蕃原籍，乃敢崇饰伪辞，奏祈释戍。欺罔不忠，莫此为甚。按世蕃所坐，死罪非一，而望诽上尤为不道。请同龙文比拟子骂父律处斩。……”
狱上，上曰：“此逆贼非常，尔等皆不研究，只以润说一过，何以示天下后世？其会都察院、大理寺、锦衣卫从公鞫讯，具以实闻。“
于是光昇等复勘实其交通倭虏、潜谋叛逆，具有显证，前拟未尽其辜。请亟正典刑，以洩天下之愤。
得旨：“既会问得实，世蕃龙文即时处斩。”……
按：世蕃，一克罔坚子耳！其浊乱朝政，本其父嵩得政日久，上未年深居西内、崇事玄修，不复与外庭相接，故得掩蔽聪明、盗弄威福，乃至罄国帑竭民膏，而不足满其溪壑。塞公道、悖天常，而无用其忌惮。即其罪状，宜坐奸党之条，岂无可杀哉？乃润指为谋逆，法司拟以谋判，悉非正法也。
由此可见，严世蕃一案中，林润强调了他有主观造反的意图，并以“交通倭虏、潜谋叛逆”分别定罪。
与严世蕃相似，仇鸾冒功侵民，众人皆知，罪不可赦。但还有最后一个问题，仇鸾有可能并未通敌吗？
一些论点可能支持这一说法：
1.陆炳、严嵩有诬陷夏言、曾铣并制造伪证的前科，徐阶也有诬陷严世藩（可能还有胡宗宪）并制造伪证的案底。
2.《皇明法传录嘉隆纪》指出，侯荣等人是因为担心冒功的事败露，才听从陆炳、严嵩的话，叛逃俺答。然而，《明世宗实录》中，陆炳却对皇帝上报称，侯荣等人是因为害怕替仇鸾“承遣往来”俺答的事败露才会“逃入虏中”。
而相比于直接查抄侯荣家也能取得的证物，侯荣等人叛逃一事才在“证实”仇鸾通敌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。
但光凭这两点，尚不足以质疑仇鸾通敌的正史记载。
个人认为，仇鸾案中，法司成员采用了非正常的司法程序和手段，达到了正义的目的，充分体现了锦衣卫的办案特色。这种法治之外的手段在一定历史时期内起到了积极的作用，但长此以往不利于国家的发展。
